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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二旺（1919-2002），山西省沁县故县镇故县村人。1939年参加工作，1943年加入中国。1939年1月至1950年1月，先后任沁县故县镇民兵分队队长、故县镇青救会主席、二区青救会常委、故县镇镇公所党支部书记兼镇长、三区区委秘书、四区区委书记等职；1950 年2月至1967年1月，先后任长治地委党校组教科科长、长治地委直属机关党委组织部部长、黎城县委兼武装部第一政委、壶关县委兼武装部第一政委、长治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国家重点工程屯绛水库修建总指挥、沁源县委兼武装部第一政委、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党委委员兼山西原子能研究所党委书记、襄垣县委兼武装部第一政委、屯留县委兼武装部第一政委等职；1967年2月至1970年4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关押在监狱；1970年5月至1985年12月，先后任晋东南地区晋城钢铁厂党委书记、长子县委书记兼武装部第一政委、山西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省直厅局考察调整领导班子工作组组长和整党工作组组长等职。1985年离休。

　　我父亲阎二旺于1919年10月19日出生在山西省沁县故县镇故县村。我爷爷在父亲三岁时便去世了。我奶奶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在十分艰苦的岁月里，养大了两儿一女三个孩子。她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却悟透了“没有文化就没有出息，没有反抗就没有地位”的朴素道理。因此，她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先后将两个儿子送去学校读书。伯父和父亲都念到了四年级，这在当时的穷苦人家中已经很难得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奶奶又毅然决然地送儿子们参加革命。1937年，伯父阎书旺参加决死纵队和民族革命青年团；1938年，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1939年初，十九岁的父亲也拿起了枪杆子参加了民兵，并担任分队长。由此可见，奶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那种坚强而又优秀的女性。可以说，正是在奶奶的教诲下，伯父和父亲才置生死于不顾，全力保家卫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奶奶是名副其实的阎家家风的奠基人！

　　战争年代，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队和上级党组织派来的领导人常常住在我奶奶家，他们在我奶奶家开会、吃饭，我奶奶负责掩护他们。比如，太岳一地委青委书记王绣锦（曾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就长期秘密住在我奶奶家，和我伯父一起开展工作。1982年4月，伯父伯母来太原看我父母，父亲因为工作忙，就让我陪同伯父去看望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的王绣锦。王绣锦和我伯父回忆起我奶奶来，十分感慨地说：“老母亲当年养育、掩护了咱们这些革命人。老人家真是太坚强了，太伟大了呀！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呀！”

　　从父亲的履历可以看出，他在县委书记这一岗位上工作调动得十分频繁。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层条件差、经济基础弱、人民生活苦、发展困难大，过硬的领导干部又很紧缺。父亲大都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干得有了起色，各项工作上了正轨、稳步推进，几个月或者一年多后，组织上就又调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改变那里的现状。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像一台启动了的发动机一样，不停地运转。星期天对于他来说，那只是日历上的标记。因为步行下乡，常常翻山越岭，父亲一年要穿坏五六双奶奶她老人家亲手做的布鞋。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1965 年，晋东南地委在地区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当父亲迈入地区宾馆大门时，被执勤的军分区战士挡住了。原因是，与进入会场的穿着呢子衣服和皮鞋的领导干部相比，穿着泛了白的蓝色中山装和方口布鞋的父亲，根本不像个县委书记的样子。父亲一听执勤战士的口音——这不是沁县老乡嘛！就和人家拉老乡套近乎。但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人家就是不让他进。怎么办？父亲建议执勤战士找来地委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来了后，父亲才得以进入会场。

　　我母亲王林香曾经有两次提升工资的机会，却都被父亲叫停了。一次是1957年，母亲当时在壶关县计划统计局工作，负责全县的统计工作。由于她每月的报表数字准确无误、上报及时，使壶关县的统计工作受到省、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表扬。在全省统计工作总结表彰现场会上，母亲被评为全省统计工作先进个人，壶关县政府决定给母亲提升两级工资。那时，父亲已经调到长治地委财贸部任职。当父亲得知壶关县要给母亲提两级工资时，立即写信给壶关县委书记，信中说：“王林香做好本职工作，是一名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组织上已经给予了表彰，提升一级工资又提高了待遇。如果提升两级工资就显得过度了，影响不好。再说了，领导干部家属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为大家作出表率。”另一次是1980年，母亲当时在山西大学体育系工作。在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干部中，母亲的工资算是很低的了，于是体育系上报学校要占用本系指标给母亲提工资。父亲又从工作大局的角度出发劝母亲放弃。自然，提工资的事又黄了。

　　给父亲过生日也是到父亲晚年时才开始的，但从来没有办过寿宴，顶多就是在家里做上几个菜，吃碗“长寿面”。父亲八十岁生日时，也就是1999年10月19日的晚上，父亲的老部下、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党委书记李宝泉，约了20世纪50年代末曾经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任秀等当时的班子成员和老部下黄晨光、李正生，把父母接到饭店吃了一桌饭。这是父亲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在饭店吃的生日宴——十分有意义的八十寿宴，却是父亲四十年前的老部下给办的。想起这些来，作为长子的我感到非常惭愧。

　　当时在原子能研究所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后来长期担任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党委书记的黄晨光回忆说：“山西原子能研究所建立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全所职工虽然不算太多，但人员成分复杂。有十五六岁刚离开家的娃娃，吃不饱肚子，想家；有二十来岁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子，工作不理想，生活有困难，闹情绪；有四五十岁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换了新环境，遇到新问题，也需要特别关照。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阎书记在忙于组织科技攻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安排好职工的学习生活。他还要求有关每个周末为大家举办舞会。他用言教，更用身教，总是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培养和引导大家的成长。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同大家吃在一起、干在一起，从不搞特殊化。他和大家都在大食堂就餐。午饭常常是每人两个比鸡蛋稍大一些的馒头蘸着糖精水吃，很少有吃上蔬菜的时候。那时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减到二十一斤，食油供应三两却还不能保证每月都有，蔬菜供应很少，豆腐、鸡蛋和肉就更吃不上了。由于缺乏营养，包括阎书记在内，不少人患上了浮肿。后来经过任秀所长的努力，利用过去的工作关系，与阳曲县取得联系，在黄寨农民遗弃的十多亩山坡上，阎书记与大家一起开荒种土豆。秋天收获以后，食堂有了土豆，职工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即便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经常加班夜战，大家也毫无怨言。”这就是我父亲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

　　我上小学报到的第一天是父亲送我去的，由于父亲工作忙，去了学校天已经快黑了，男生宿舍已经没有了床位，老师让我在女生宿舍靠门口的床上凑合了一夜，我感到很委屈，很没面子，很不好意思。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每次回家都是父亲委托单位年轻人或者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或者拉着小平车出来拉货时顺便把我接回去。后来上了二年级，周六下午就是我自己独自坐公交车回家，周日下午我自己再坐公交车到校。有一次下大雨，我回家时迷了路。一个八岁的孩子，全身从头到脚都是水淋淋的，在泥泞的马路上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回到家。想起这一情景来，就好像昨天才发生似的。

　　1962 年，在山西原子能研究所的基础上，由国务院副总理批示组建“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1988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其更名为“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现在的中辐院以“强核报国、创新奉献”为宗旨，是我国唯一专门从事辐射防护研究与应用的综合性、多学科、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国防、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我父亲他们作为创业者，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贡献，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正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父亲离休后，用自己的积蓄，从山西省农科院购买了培育三年的红富士苹果树一万株和松树苗一万株，租上大车运回家乡。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但仍与家乡群众起早贪黑一起种树，前前后后历时一个月。后来，父亲又协调镇政府从省农科院低价购买了十几万株松柏树苗，他连续三年乘坐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地回乡与乡亲们一起植树。父亲还想方设法为家乡人民修建了通往县城的五十里柏油路，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百姓的出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家乡的生产大队发展副业经济，父亲无偿地捐献了1947年土地改革时政府分给奶奶的五间楼房（阁楼）和占地两亩多的院子。

　　家乡、故土，对于父亲来说，那真是难以割舍、魂牵梦萦的地方。他那悠悠的乡土情思，就像连着风筝的那根线一样，怎么扯也扯不断，因为那里有着双亲对他的辛勤养育，有着他从幼年到青年生活成长的一串串脚印。父亲是1944年二十五岁时被组织上调到县委机关工作后才离开家乡故县镇的。在几十年的忙忙碌碌中，父亲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回老家。离休后，父亲回过多次，带着我回去有三次。每次回去，父亲都要领着我到同姓的年长者家、青年时期一起干革命的战友家和小时候的玩伴家看看，到村里的各个角落走走。无论到了谁家，无论到了哪里，父亲都要把那时的故事讲给我听。对于父亲的话，我只是认真地听，但没有思考过。现在我年纪大了，才理解了父亲当时的心情：一是人上了年纪，越想回忆往事；二是看到家乡的落后面貌，很想为家乡人民做些事情；三是总想让孩子们记住阎家的根在哪里，阎家的魂是什么。